圖說大森政壽（おおもり まさじゅ）在臺北帝大的日子
圖說大森政壽（おおもり まさじゅ）在臺北帝大的日子（首次發表於2014.11）
文章標題：【杜英專欄】圖說大森政壽（おおもり まさじゅ）在臺北帝大的日子
文章作者：校史館營運組 杜英
文章摘要：繼前文：〈臺北帝大第一女〉之後，杜英此次特與大家分享一些近來所收集的大森政壽之照片及資料。並藉以簡述大森政壽在臺北帝大的生活，包括她在文政學部就學的時期，以及後來在英文科研究室擔任助手的時期。
內文：由一張老照片說起～～
［圖一］1942年8月文政學部英文科「川井清海壯行會合影留念照」中，前排左起第二位，即大森政壽助教［《訪談錄》，頁19］
天性愛找資料，而且還不是普通的愛。所以故臺大傅斯年校長的名言：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資料」，一直是我的座右銘之一。兩個月前，為了寫「臺北帝大第一女：大森政壽」一文［見臺大校史館部落格：【杜英專欄】台北帝大第一女，http://gallery.lib.ntu.edu.tw/archives/1047］也著實花了不少心思。除找到了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幾篇報導外，還特別到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，以及文化大學日語系，影印了日本學者森岡ゆかり的兩篇文章，而對大森政壽在臺北帝大的生活有了進一步的了解。
［註一］除此之外，當時特別想找一些有關她的照片，可惜在新聞報導及學術論文上，只有些黑白而模糊的照片。［註二］
一日，跟校史館安明組長談論有關杜淑純（杜聰明女兒）之事，她說記得已經有出《訪談錄》了。我就查查臺大圖書館館藏目錄（TULIPS）。嗯！原來校史館就有，急忙找來看。不翻則已，一翻就看到上面那張照片［圖一］，前排左二那位身著傳統和服、蓄著時髦短髮，南方圓臉，而神情自若、充滿幹勁的女士，不就是苦尋不得的大森政壽清晰照嗎！真所謂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」［語出明‧馮夢龍，《警世通言‧金令史美婢酬秀童》］！
照片所署日期是1942年8月，當時大森女士34歲，已畢業多年。在此之前，她曾一度回日本，做了幾年的女校英語老師。1939（昭和14）年返回到臺灣，擔任母校英文科研究室副手、助手。1937（民國26）年，中日戰爭爆發，大學學生也無法倖免於難，紛紛被徵召出征。而上面這張照片，就是為英文科學生川井清海舉行出征壯行會後，所拍攝的團體記念照。拍攝地點在「臺北鐵道大飯店」（建於1908年，歐式的三層樓豪華建築，建築物毀於二戰空襲，原地約於今新光摩天大樓處）。
透過這張照片，我們也可以順便認識一下臺北帝大英文科的教授群。前排左四，穿西裝打領帶的，就是大森求學期間的指導教官：矢野禾積（やの ほうじん，號峰人，1893-1988）。矢野教授，京都帝國大學英文科出身，同大學文學博士。臺北帝大成立時，即擔任西洋文學講座教授。1937年6月至1940年3月期間，任文政學部長。戰後，還曾一度為臺灣大學文政學院留用，擔任英文學課程。1947年5月16日始返回日本。
前排左三：工藤好美（くどう よしみ，1898-1992）副教授，畢業於早稻田大學，臺北帝大創立時，擔任助教授，短期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後，即昇任副教授。
而前排右三，那位翹著腳的白人老外，是義大利籍英語學者兼詩人アランデル・デル・レ（Arundel Del Re, 1892-1974）教師。查《臺北帝國大學一覽》，昭和6-17年，受雇於英文科，並擔任「傭外國人教師」。他是義大利籍英語學者、詩人，倫敦、牛津大學雙碩士學位。另外近查「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」，http://who.ith.sinica.edu.tw/s2g.action），發現他同時也在臺北高等學校任教。而除在日治臺灣外，也曾任職於紐西蘭，晚年則旅居澳洲。
此外，由此照片得見，當時在英文科就讀的女學生，即有山根敏子（前排左一）、野上柳子（前排右一）和杜淑純（前排右二，當時署名「杜純子」）三人。可見在大森入學後，的確帶動了在臺女性就讀大學的風氣。本文，我想透過幾張老照片和資料圖片，簡介一下她在臺北帝大的日子。接下來，讓我們再度把時空，拉回到臺大校園裏還是「萬綠叢中一點紅」的日子吧！
［圖二］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0年4月16日，第七版
標題：「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出現第一位女子聽講生，此應該會給予臺灣女性很大刺激而陸續出現志願者！」
1930（昭和5）年3月，時年二十二的大森政壽，甫自京都同志社女學校英文專門部畢業，決定回臺與父母同住（父親大森政春任臺灣總督府購買部主事及理事，時住在臺北市文武町二ノ一，即今二二八記念公園附近），並決定申請到臺北帝大文政學部聽講「英文學講讀及演習」等科目。當時的臺北帝大已開校3年，全校還清一色是男學生。而到底要不要接納一位女性進入臺大聽講，這對於當時的校方，特別是文政學部長村上直次郎而言，應該是不容易的抉擇吧！不過，總之大森的申請得到校方的許可，自此臺灣及臺北帝大一併開啟了男女共學的新里程。而此事很快就上報了。［見圖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新聞報導］報導所附寫真可見，當時的大森政壽圓臉、短髮、著和服，一付學生模樣，表情還相當稚嫩，且有病容，完全沒有她當助教後那種英氣風發之勢。傳聞她在女專畢業之時，曾因患肺濕潤，休學一年靜養。
［圖三］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1年4月8日，第七版
第二年（昭和6、1931）年3月，聽講過一年的大森（時年二十三），在參加臺北帝大第二回招生考試時，終於如願考上帝大英文科。前文已述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對此做了特別報導和專訪。［圖三：見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新聞報導］。由新聞所附寫真可看出，在雙親的照料與生養休息之後，其面色已好大為好轉。專訪之時，她還滔滔不絕地表達其對時論的抗議，談論與男學生共學的狀況，並陳述未來的研究方向，以及對自己的期許等。［「『私が入學したとて珍しがる事はない』大森政壽孃は語る（底下簡稱「專訪」）］記者在文中稱讚她，暢言抱負、勇敢進取。可見她有著好勝、意志強的個性。
［圖四］昭和8（1933）年3月16日，英文科師生合影［《大學史研究》，2001］
上面的照片，攝影日期為昭和8年（1933），拍攝的地點是文學部大樓（今文學院）教室走廊。很明顯地，照片中第二排左起第三位，即是大森本人，時年二十五的她，已是大三學生。在眾位男教師與男學生之中，她顯得神情自若，一如在接受專訪時，她告訴記者與男學生相處「相當輕鬆自在，很容易相處」［原文：「大變にアッサリして交際がし易いんです」］。照片第二排右邊第四位戴帽者，即是大森的指導教官矢野禾積。而在右邊坐在窗沿上的，則是前述義籍教師Del Re先生。
［圖五］文政學部（今文學院）建築前團體照，攝影時間不明［《中日文化》，頁6］
［圖五］的這張照片之拍攝地點，很清楚地是在文政學部（今文學院）的正門前。資料註明，其拍攝時期不明，但據推測，有可能是畢業記念團體照，所以該是在昭和9（1930）年左右。照片中，第四排左起第二位，即是我們的大森同學。在眾多男教授、男職員和男學生之中，一位長相清秀、身著和服的女性，真是「萬綠叢中紅一點」，特別令人眼睛一亮。而前排坐者右起第五名，是義籍教師Mr. Del R，而坐在他左邊，身著官服、正襟危坐、而雙頰削瘦者，我猜想可能就是幣原坦總長。
［圖六］大森政壽學士論文的封面頁［臺大圖書館特藏組館藏］
現在要從大學畢業，只要修滿學分即可。而當時，要獲得臺北帝大學士學位，除了學分（日本稱「單位」），還要寫學士論文，並審查通過。很慶幸地，大森政壽的學士論文，被安穩地保存在臺大圖書館五樓特藏組「校史資料」中。在此先感謝安明組長，以及特藏組編審宋志華小姐的協助，得以讓我調閱原件。原件為Ａ4大小，藍皮封面，鉛印打字稿，正文68葉。封面頁［圖六］上，載其論文題目為：「A Brief Study of “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” by Mary Wollstonecraft」，右下署名「M. Omori 1934」。其題目可中譯為「概論瑪莉‧沃斯通克拉夫特的《女權擁護》」。瑪莉‧沃斯通克拉夫特（Mary Wollstonecraft，1759年4月27日－1797年9月10日），18世紀的英國女作家、哲學家和女權主義者。曾寫就多篇小說和論文、一本旅行書簡、一本法國大革命史、一本行為手冊以及一本童書。《女權辯護》（1792年）是其最知名作品，在此書中，她提出：女性並非天生地低賤於男性，只有當她們缺乏足夠的教育時才會顯露出這一點。她認為男性和女性都應被視為有理性的生命，並還繼而設想了建立基於理性之上的社會秩序。［見中文維基，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玛丽·沃斯通克拉夫特］我想身為臺灣史上第一位女大學生，大森政壽之會選擇這個題目，是因為她對女性就學與勞動問題，有其時代的使命感吧！
［圖七］「學士試驗論文進行表」［臺大圖書館特藏組館藏］
［圖七］的這種表格，我還真得沒見過，所以特別想秀給大家看看。此表格貼在其學士論文的封面背頁上。由此「學士試驗論文進行表」可知，大森的論文審查教授有三人：指導教官矢野教授、Mr. Del Re教師，和工藤好美助教授。這三位的臉孔都出現在本文最前面的照片當中。而由「論文受領月日」及「論文引渡月日」兩個欄位可知，大森大約是在1月左右，先將論文提交給Mr. Del Re。Mr. Del Re審畢後，於1月24日（Jan. 24）再將論文交給主查的矢野教授。最後則是工藤助教授於2月17日（Feb. 17）經審同意後，繳回文學部。而表格左方則有文學部注明「成績御通知相成度 三月十五日迄ニ」，也就是說，一定要在3月15日之前把成績及結果報回學部。
［圖八］大森學士論文之序言［臺大圖書館特藏組館藏］
［圖八］是大森學士論文序言的第一頁。這篇學士論文的，內文是鉛印打字稿，傳聞大森特別喜歡打字。臺灣在那個年代，我想有一部打字機是相當奢侈的事情吧！頁面出現的鋼筆字，應是某位教授對其內文或文法的改正。大森的學士論文，全篇以英文書寫，文中還出現不少德文語詞，例如［圖八］頁面由下上數第五行有「incessant “Verneigung” and “Aufheben” of self.」（中譯：不斷地自我「否定」與「放棄」）一段，其中「否定」與「放棄」即引用德文來表達。可見她很用功，而且語言能力還真不錯。
［圖九］大森政壽的畢業證書，昭和9（1934）年3月24日［《中日文化》，頁17］
虛歲二十六的大森小姐，終於拿到她的大學畢業證書，並取得文學士資格。［見圖九］這也是臺北帝大發出的第一張女大學生畢業證書，此對於臺灣女權，以及臺灣教育史上，應有其重要意義吧！底下翻譯一下此證書內容：
「證書
高知縣 大森政壽 明治四十二（1909）年九月十四日
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修完學業，並經規定試驗，取得文學士資格，特此證明
昭和九（1934）年三月二十四日
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從五位勳五等安藤正次
依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長之證明，於此鈐上臺北帝國大學之官印
臺北帝國大學總長從三位勳二等文學博士幣原坦
文政第八七號」
［圖十］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昭和9（1934）年3月23日，第7版
大森自臺北帝大畢業並獲得學士學位的消息，在畢業典禮（3月24日）的前一天（23日）即為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所報導。［見圖十］標題為「從臺北帝大出來的第一位女學士 大森政壽」。猶記該報於大森進臺大當聽講生之時，記者曾在最後寫下：「應該會產生第一位臺北帝大的女學士吧！」［「臺北帝大の出身の女學士も生れ出ることになるであらう」（1930.4.16）］，此眾人之願終於在五年後實現。而在［圖十］報紙所附照片，是大森在兒玉町的自家玄關前，由記者所拍攝。身著和服的大森，臉色看起來相當憔悴，曾一度生病，大約是趕論文累壞了！不過，現在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。相信這是每個研究生都曾有過的恐怖經驗，就是要在期限內寫好論文，然後面對殘酷的審查制度。不過，相信努力是會有相應的代價的！報導者，她回答了記者的一些提問。諸如：與男生一同求學並不會特別辛苦，將來還想繼續從事研究工作，並且想到東京或京都的圖書館或書店繼續用功。記者還特別問她，想不想到雜誌社或當記者之類的，她的回答是：不可能（御免）。問：結婚，答：未曾考慮。最後答：若有空暇，則想多學學音樂，即練習西洋聲樂。最後，記者還特別報導，大森小姐今年二十五歲，是臺灣總督府購買部：大森政春的獨生女（日文：「一粒種」）。
此外，在同一版面［即圖八左下方：標題「非常用功的人 某教授談話」］，還引述了大森在學三年間，曾指導她的某位教授的話：「大森氏是一位相當用功，且成績優良。個性可說好強（日文：勝氣），或可說相當穩健（しっかりもの）的一個人。而且，做為一位女性，她還是少見的，會用哲學思考事情的人。她曾說過想在圖書館工作，但是最後決定要到那裏，我則還沒有問過她。」有趣的是，畢業後的大森之求職生涯，經歷了女校英語教師、研究室助手、家庭主婦，最後在她先生過世後，真如某教授所言，在其夫任教的關西學院大學之圖書館擔任司書（1954年4月，46歲），主要處理外文書籍目錄作業。而最後則以司書課主任的身份年滿退休。
［圖十一］昭和19（1944）年，英文科學生須磨政敏（前排右二）壯行會［《訪談錄》，頁190］前排左一為大森政壽
戰爭時間，在臺北帝大的生活，可不容易！特別是在終戰前，日軍自太平洋戰役節節敗退之後，物資逐漸缺乏，心理壓力也漸漸大了起來。這些由［圖十一］的照片來看、女學生們因應戰時的素裝打扮、左邊男學生摔壞而無法修理的眼鏡、大森臉上無奈的表情，以及被征兵學生惶恐的神情等等，再再都可以了解臺灣在二戰時的慘狀。順便一提，根據杜淑純回憶錄：「我的同班同學西村由弘從此失蹤，另一位同學須摩政敏從軍途中乘船被擊沉，在海上漂流了五個小時後獲救。」（頁54）如是說來，照片中，這位英文科的須摩同學，幸而檢回一條小命。
照片中，站在杜淑純女士（後排中間）右邊的野上柳子，和左邊的山根敏子。不知各位記不記得，在［圖一］時曾盛裝出現過。而關於二人，杜淑純回憶錄亦提及：「兩名日籍女同學一個叫野上柳子，結婚生子後中途輟學回日本，另一位是山根敏子(やまね としこ, 1921.11.14-1956.8.29)，是當時農學院教授山根甚信的女兒，畢業後留在台大服務了一段時間，戰後返日考取外交官，是日本第一位女性外交官，奉派至紐約擔任日本駐聯合國代表，四年後返日述職途中發生空難去世，他的父親曾出版紀念文集，我也寫了一篇文章懷念她。山根喜歡讀書，個性比較文靜。」（頁54）
而有關大森擔任英文科副手、助手時之狀況，森岡ゆかり教授的文章曾訴說一二。例如：昭和18年英文科畢業的寺田半之亟，曾自述他到研究室協助圖書閱覽，每天到研究室之時，都會跟一位「姊姊」（お姉さん）打個照面。而昭和19年英文科選科畢業的杜淑純亦言：「大森並未開課，而是從事一些有關研究室的事務性工作。」（大森さんは講義を持たず，研究室の事務的な仕事をしていた）。［見森岡ゆかり，《大學史研究》17(2001):96］
［圖十二］大森政壽結婚照［《中日文化》，頁8］
而大森在這個艱苦的日子決定結婚（35歲，1943年12月），而放棄學術研究的工作。而她的丈夫是誰呢？答案是：文政學部法哲學講座教授中井淳（なかい ただし，時年40）。［見圖十一］婚後，大森政壽隨夫姓更名為中井政壽，並辭掉了研究室助手的工作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。同年，11月15日，臺北帝大為中華民國政府接收，改組為「國立臺北大學」，須臾易名「國立臺灣大學」。1946（昭和21）年4月，中井政壽隨夫婿離開台灣，回到日本，正式結束了她在臺北帝大的日子。［全文完］
# 註譯
［註一］森岡ゆかり教授兩篇文章，見［進階閱讀］。
［註二］本文所有圖片，除大森學士論文（3張圖片）由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提供之外，其餘皆出自［參考文獻］四筆資料。而有關森岡ゆかり教授文章的圖片，據森岡教授所言，由中井家族所提供，特此註明。
# 參考文獻
森岡ゆかり，〈臺北帝國大學の女子學生——大森政壽と山根敏子を中心に》，大學史研究會編，《大學史研究》第17號（2001.11）:頁91-110。
森岡ゆかり，〈台北帝國大學最初の女性卒業生中井政壽（舊姓大森）中心に》，《中日文化（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）》，第20期（2001）:239-241。［在此要特別感謝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無私地提供該篇文章。］
杜淑純口述；曾秋美、尤美琪訪問整理，《杜聰明與我——杜淑純女士訪談錄》（臺北市：國史館，2005）。［文內簡稱《訪談錄》］
杜淑純，《林雙隨——杜聰明夫人與女兒之信箋》（臺北市，財團法人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，2012）。
【校史館／張安明／首次發表於2014.11】
文章標題：【杜英專欄】圖說大森政壽（おおもり まさじゅ）在臺北帝大的日子
文章作者：校史館營運組 杜英
文章摘要：繼前文：〈臺北帝大第一女〉之後，杜英此次特與大家分享一些近來所收集的大森政壽之照片及資料。並藉以簡述大森政壽在臺北帝大的生活，包括她在文政學部就學的時期，以及後來在英文科研究室擔任助手的時期。
內文：由一張老照片說起～～
［圖一］1942年8月文政學部英文科「川井清海壯行會合影留念照」中，前排左起第二位，即大森政壽助教［《訪談錄》，頁19］
天性愛找資料，而且還不是普通的愛。所以故臺大傅斯年校長的名言：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資料」，一直是我的座右銘之一。兩個月前，為了寫「臺北帝大第一女：大森政壽」一文［見臺大校史館部落格：【杜英專欄】台北帝大第一女，http://gallery.lib.ntu.edu.tw/archives/1047］也著實花了不少心思。除找到了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幾篇報導外，還特別到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，以及文化大學日語系，影印了日本學者森岡ゆかり的兩篇文章，而對大森政壽在臺北帝大的生活有了進一步的了解。
［註一］除此之外，當時特別想找一些有關她的照片，可惜在新聞報導及學術論文上，只有些黑白而模糊的照片。［註二］
一日，跟校史館安明組長談論有關杜淑純（杜聰明女兒）之事，她說記得已經有出《訪談錄》了。我就查查臺大圖書館館藏目錄（TULIPS）。嗯！原來校史館就有，急忙找來看。不翻則已，一翻就看到上面那張照片［圖一］，前排左二那位身著傳統和服、蓄著時髦短髮，南方圓臉，而神情自若、充滿幹勁的女士，不就是苦尋不得的大森政壽清晰照嗎！真所謂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」［語出明‧馮夢龍，《警世通言‧金令史美婢酬秀童》］！
照片所署日期是1942年8月，當時大森女士34歲，已畢業多年。在此之前，她曾一度回日本，做了幾年的女校英語老師。1939（昭和14）年返回到臺灣，擔任母校英文科研究室副手、助手。1937（民國26）年，中日戰爭爆發，大學學生也無法倖免於難，紛紛被徵召出征。而上面這張照片，就是為英文科學生川井清海舉行出征壯行會後，所拍攝的團體記念照。拍攝地點在「臺北鐵道大飯店」（建於1908年，歐式的三層樓豪華建築，建築物毀於二戰空襲，原地約於今新光摩天大樓處）。
透過這張照片，我們也可以順便認識一下臺北帝大英文科的教授群。前排左四，穿西裝打領帶的，就是大森求學期間的指導教官：矢野禾積（やの ほうじん，號峰人，1893-1988）。矢野教授，京都帝國大學英文科出身，同大學文學博士。臺北帝大成立時，即擔任西洋文學講座教授。1937年6月至1940年3月期間，任文政學部長。戰後，還曾一度為臺灣大學文政學院留用，擔任英文學課程。1947年5月16日始返回日本。
前排左三：工藤好美（くどう よしみ，1898-1992）副教授，畢業於早稻田大學，臺北帝大創立時，擔任助教授，短期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後，即昇任副教授。
而前排右三，那位翹著腳的白人老外，是義大利籍英語學者兼詩人アランデル・デル・レ（Arundel Del Re, 1892-1974）教師。查《臺北帝國大學一覽》，昭和6-17年，受雇於英文科，並擔任「傭外國人教師」。他是義大利籍英語學者、詩人，倫敦、牛津大學雙碩士學位。另外近查「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」，http://who.ith.sinica.edu.tw/s2g.action），發現他同時也在臺北高等學校任教。而除在日治臺灣外，也曾任職於紐西蘭，晚年則旅居澳洲。
此外，由此照片得見，當時在英文科就讀的女學生，即有山根敏子（前排左一）、野上柳子（前排右一）和杜淑純（前排右二，當時署名「杜純子」）三人。可見在大森入學後，的確帶動了在臺女性就讀大學的風氣。本文，我想透過幾張老照片和資料圖片，簡介一下她在臺北帝大的日子。接下來，讓我們再度把時空，拉回到臺大校園裏還是「萬綠叢中一點紅」的日子吧！
［圖二］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0年4月16日，第七版
標題：「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出現第一位女子聽講生，此應該會給予臺灣女性很大刺激而陸續出現志願者！」
1930（昭和5）年3月，時年二十二的大森政壽，甫自京都同志社女學校英文專門部畢業，決定回臺與父母同住（父親大森政春任臺灣總督府購買部主事及理事，時住在臺北市文武町二ノ一，即今二二八記念公園附近），並決定申請到臺北帝大文政學部聽講「英文學講讀及演習」等科目。當時的臺北帝大已開校3年，全校還清一色是男學生。而到底要不要接納一位女性進入臺大聽講，這對於當時的校方，特別是文政學部長村上直次郎而言，應該是不容易的抉擇吧！不過，總之大森的申請得到校方的許可，自此臺灣及臺北帝大一併開啟了男女共學的新里程。而此事很快就上報了。［見圖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新聞報導］報導所附寫真可見，當時的大森政壽圓臉、短髮、著和服，一付學生模樣，表情還相當稚嫩，且有病容，完全沒有她當助教後那種英氣風發之勢。傳聞她在女專畢業之時，曾因患肺濕潤，休學一年靜養。
［圖三］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1年4月8日，第七版
第二年（昭和6、1931）年3月，聽講過一年的大森（時年二十三），在參加臺北帝大第二回招生考試時，終於如願考上帝大英文科。前文已述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對此做了特別報導和專訪。［圖三：見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新聞報導］。由新聞所附寫真可看出，在雙親的照料與生養休息之後，其面色已好大為好轉。專訪之時，她還滔滔不絕地表達其對時論的抗議，談論與男學生共學的狀況，並陳述未來的研究方向，以及對自己的期許等。［「『私が入學したとて珍しがる事はない』大森政壽孃は語る（底下簡稱「專訪」）］記者在文中稱讚她，暢言抱負、勇敢進取。可見她有著好勝、意志強的個性。
［圖四］昭和8（1933）年3月16日，英文科師生合影［《大學史研究》，2001］
上面的照片，攝影日期為昭和8年（1933），拍攝的地點是文學部大樓（今文學院）教室走廊。很明顯地，照片中第二排左起第三位，即是大森本人，時年二十五的她，已是大三學生。在眾位男教師與男學生之中，她顯得神情自若，一如在接受專訪時，她告訴記者與男學生相處「相當輕鬆自在，很容易相處」［原文：「大變にアッサリして交際がし易いんです」］。照片第二排右邊第四位戴帽者，即是大森的指導教官矢野禾積。而在右邊坐在窗沿上的，則是前述義籍教師Del Re先生。
［圖五］文政學部（今文學院）建築前團體照，攝影時間不明［《中日文化》，頁6］
［圖五］的這張照片之拍攝地點，很清楚地是在文政學部（今文學院）的正門前。資料註明，其拍攝時期不明，但據推測，有可能是畢業記念團體照，所以該是在昭和9（1930）年左右。照片中，第四排左起第二位，即是我們的大森同學。在眾多男教授、男職員和男學生之中，一位長相清秀、身著和服的女性，真是「萬綠叢中紅一點」，特別令人眼睛一亮。而前排坐者右起第五名，是義籍教師Mr. Del R，而坐在他左邊，身著官服、正襟危坐、而雙頰削瘦者，我猜想可能就是幣原坦總長。
［圖六］大森政壽學士論文的封面頁［臺大圖書館特藏組館藏］
現在要從大學畢業，只要修滿學分即可。而當時，要獲得臺北帝大學士學位，除了學分（日本稱「單位」），還要寫學士論文，並審查通過。很慶幸地，大森政壽的學士論文，被安穩地保存在臺大圖書館五樓特藏組「校史資料」中。在此先感謝安明組長，以及特藏組編審宋志華小姐的協助，得以讓我調閱原件。原件為Ａ4大小，藍皮封面，鉛印打字稿，正文68葉。封面頁［圖六］上，載其論文題目為：「A Brief Study of “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” by Mary Wollstonecraft」，右下署名「M. Omori 1934」。其題目可中譯為「概論瑪莉‧沃斯通克拉夫特的《女權擁護》」。瑪莉‧沃斯通克拉夫特（Mary Wollstonecraft，1759年4月27日－1797年9月10日），18世紀的英國女作家、哲學家和女權主義者。曾寫就多篇小說和論文、一本旅行書簡、一本法國大革命史、一本行為手冊以及一本童書。《女權辯護》（1792年）是其最知名作品，在此書中，她提出：女性並非天生地低賤於男性，只有當她們缺乏足夠的教育時才會顯露出這一點。她認為男性和女性都應被視為有理性的生命，並還繼而設想了建立基於理性之上的社會秩序。［見中文維基，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玛丽·沃斯通克拉夫特］我想身為臺灣史上第一位女大學生，大森政壽之會選擇這個題目，是因為她對女性就學與勞動問題，有其時代的使命感吧！
［圖七］「學士試驗論文進行表」［臺大圖書館特藏組館藏］
［圖七］的這種表格，我還真得沒見過，所以特別想秀給大家看看。此表格貼在其學士論文的封面背頁上。由此「學士試驗論文進行表」可知，大森的論文審查教授有三人：指導教官矢野教授、Mr. Del Re教師，和工藤好美助教授。這三位的臉孔都出現在本文最前面的照片當中。而由「論文受領月日」及「論文引渡月日」兩個欄位可知，大森大約是在1月左右，先將論文提交給Mr. Del Re。Mr. Del Re審畢後，於1月24日（Jan. 24）再將論文交給主查的矢野教授。最後則是工藤助教授於2月17日（Feb. 17）經審同意後，繳回文學部。而表格左方則有文學部注明「成績御通知相成度 三月十五日迄ニ」，也就是說，一定要在3月15日之前把成績及結果報回學部。
［圖八］大森學士論文之序言［臺大圖書館特藏組館藏］
［圖八］是大森學士論文序言的第一頁。這篇學士論文的，內文是鉛印打字稿，傳聞大森特別喜歡打字。臺灣在那個年代，我想有一部打字機是相當奢侈的事情吧！頁面出現的鋼筆字，應是某位教授對其內文或文法的改正。大森的學士論文，全篇以英文書寫，文中還出現不少德文語詞，例如［圖八］頁面由下上數第五行有「incessant “Verneigung” and “Aufheben” of self.」（中譯：不斷地自我「否定」與「放棄」）一段，其中「否定」與「放棄」即引用德文來表達。可見她很用功，而且語言能力還真不錯。
［圖九］大森政壽的畢業證書，昭和9（1934）年3月24日［《中日文化》，頁17］
虛歲二十六的大森小姐，終於拿到她的大學畢業證書，並取得文學士資格。［見圖九］這也是臺北帝大發出的第一張女大學生畢業證書，此對於臺灣女權，以及臺灣教育史上，應有其重要意義吧！底下翻譯一下此證書內容：
「證書
高知縣 大森政壽 明治四十二（1909）年九月十四日
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修完學業，並經規定試驗，取得文學士資格，特此證明
昭和九（1934）年三月二十四日
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從五位勳五等安藤正次
依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長之證明，於此鈐上臺北帝國大學之官印
臺北帝國大學總長從三位勳二等文學博士幣原坦
文政第八七號」
［圖十］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昭和9（1934）年3月23日，第7版
大森自臺北帝大畢業並獲得學士學位的消息，在畢業典禮（3月24日）的前一天（23日）即為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所報導。［見圖十］標題為「從臺北帝大出來的第一位女學士 大森政壽」。猶記該報於大森進臺大當聽講生之時，記者曾在最後寫下：「應該會產生第一位臺北帝大的女學士吧！」［「臺北帝大の出身の女學士も生れ出ることになるであらう」（1930.4.16）］，此眾人之願終於在五年後實現。而在［圖十］報紙所附照片，是大森在兒玉町的自家玄關前，由記者所拍攝。身著和服的大森，臉色看起來相當憔悴，曾一度生病，大約是趕論文累壞了！不過，現在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。相信這是每個研究生都曾有過的恐怖經驗，就是要在期限內寫好論文，然後面對殘酷的審查制度。不過，相信努力是會有相應的代價的！報導者，她回答了記者的一些提問。諸如：與男生一同求學並不會特別辛苦，將來還想繼續從事研究工作，並且想到東京或京都的圖書館或書店繼續用功。記者還特別問她，想不想到雜誌社或當記者之類的，她的回答是：不可能（御免）。問：結婚，答：未曾考慮。最後答：若有空暇，則想多學學音樂，即練習西洋聲樂。最後，記者還特別報導，大森小姐今年二十五歲，是臺灣總督府購買部：大森政春的獨生女（日文：「一粒種」）。
此外，在同一版面［即圖八左下方：標題「非常用功的人 某教授談話」］，還引述了大森在學三年間，曾指導她的某位教授的話：「大森氏是一位相當用功，且成績優良。個性可說好強（日文：勝氣），或可說相當穩健（しっかりもの）的一個人。而且，做為一位女性，她還是少見的，會用哲學思考事情的人。她曾說過想在圖書館工作，但是最後決定要到那裏，我則還沒有問過她。」有趣的是，畢業後的大森之求職生涯，經歷了女校英語教師、研究室助手、家庭主婦，最後在她先生過世後，真如某教授所言，在其夫任教的關西學院大學之圖書館擔任司書（1954年4月，46歲），主要處理外文書籍目錄作業。而最後則以司書課主任的身份年滿退休。
［圖十一］昭和19（1944）年，英文科學生須磨政敏（前排右二）壯行會［《訪談錄》，頁190］前排左一為大森政壽
戰爭時間，在臺北帝大的生活，可不容易！特別是在終戰前，日軍自太平洋戰役節節敗退之後，物資逐漸缺乏，心理壓力也漸漸大了起來。這些由［圖十一］的照片來看、女學生們因應戰時的素裝打扮、左邊男學生摔壞而無法修理的眼鏡、大森臉上無奈的表情，以及被征兵學生惶恐的神情等等，再再都可以了解臺灣在二戰時的慘狀。順便一提，根據杜淑純回憶錄：「我的同班同學西村由弘從此失蹤，另一位同學須摩政敏從軍途中乘船被擊沉，在海上漂流了五個小時後獲救。」（頁54）如是說來，照片中，這位英文科的須摩同學，幸而檢回一條小命。
照片中，站在杜淑純女士（後排中間）右邊的野上柳子，和左邊的山根敏子。不知各位記不記得，在［圖一］時曾盛裝出現過。而關於二人，杜淑純回憶錄亦提及：「兩名日籍女同學一個叫野上柳子，結婚生子後中途輟學回日本，另一位是山根敏子(やまね としこ, 1921.11.14-1956.8.29)，是當時農學院教授山根甚信的女兒，畢業後留在台大服務了一段時間，戰後返日考取外交官，是日本第一位女性外交官，奉派至紐約擔任日本駐聯合國代表，四年後返日述職途中發生空難去世，他的父親曾出版紀念文集，我也寫了一篇文章懷念她。山根喜歡讀書，個性比較文靜。」（頁54）
而有關大森擔任英文科副手、助手時之狀況，森岡ゆかり教授的文章曾訴說一二。例如：昭和18年英文科畢業的寺田半之亟，曾自述他到研究室協助圖書閱覽，每天到研究室之時，都會跟一位「姊姊」（お姉さん）打個照面。而昭和19年英文科選科畢業的杜淑純亦言：「大森並未開課，而是從事一些有關研究室的事務性工作。」（大森さんは講義を持たず，研究室の事務的な仕事をしていた）。［見森岡ゆかり，《大學史研究》17(2001):96］
［圖十二］大森政壽結婚照［《中日文化》，頁8］
而大森在這個艱苦的日子決定結婚（35歲，1943年12月），而放棄學術研究的工作。而她的丈夫是誰呢？答案是：文政學部法哲學講座教授中井淳（なかい ただし，時年40）。［見圖十一］婚後，大森政壽隨夫姓更名為中井政壽，並辭掉了研究室助手的工作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。同年，11月15日，臺北帝大為中華民國政府接收，改組為「國立臺北大學」，須臾易名「國立臺灣大學」。1946（昭和21）年4月，中井政壽隨夫婿離開台灣，回到日本，正式結束了她在臺北帝大的日子。［全文完］
# 註譯
［註一］森岡ゆかり教授兩篇文章，見［進階閱讀］。
［註二］本文所有圖片，除大森學士論文（3張圖片）由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提供之外，其餘皆出自［參考文獻］四筆資料。而有關森岡ゆかり教授文章的圖片，據森岡教授所言，由中井家族所提供，特此註明。
# 參考文獻
森岡ゆかり，〈臺北帝國大學の女子學生——大森政壽と山根敏子を中心に》，大學史研究會編，《大學史研究》第17號（2001.11）:頁91-110。
森岡ゆかり，〈台北帝國大學最初の女性卒業生中井政壽（舊姓大森）中心に》，《中日文化（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）》，第20期（2001）:239-241。［在此要特別感謝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無私地提供該篇文章。］
杜淑純口述；曾秋美、尤美琪訪問整理，《杜聰明與我——杜淑純女士訪談錄》（臺北市：國史館，2005）。［文內簡稱《訪談錄》］
杜淑純，《林雙隨——杜聰明夫人與女兒之信箋》（臺北市，財團法人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，2012）。
【校史館／張安明／首次發表於2014.11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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